在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問一些基本的問題：是誰擁有這些世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呢？這些地方知識是屬於誰人的、是屬於哪一個社區群體的呢？是為了發展旅遊，還是為了社群的延續……我們需要一個有良心的保育，維持地方的尊嚴，在社區培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價值，讓它們發揮凝聚地區的功用，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人的土壤中發揮光芒，將前人的「遺產」變成地方的「傳統」。

摘錄自廖迪生〈非物質文化遺產：新的概念、新的期望〉

國家與地方社會的界線和互動，實在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計劃的中心主題。一方面，作為一個全球性的或國際性的體制，非物質文化遺產涉及以國家邊界所標識的空間地裡向度；另一方面，在地方的脈絡下，社會群體基於不同的社會或文化身份在涉及文化遺產的政治中不停地互動。不少研究提倡綜合這兩個研究向度，強調以國家邊界為基礎的國族身份認同與圍繞象徵性邊界的社會文化身份認同之間的互動，並同時關注地緣政治的物質經濟影響及其文化象徵意義。在今天資產、人口、資訊和文化的急速流動下，邊界的意識常常是變動不居的社會過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全球計劃，可以被理解為透過國家介入來將一個新的框架套在急速變化中的社會和文化景觀之上。

摘錄自張兆和〈廣西中越邊境京族哈節〉

有關遺產的主導價值來自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而由單一國家向聯合國推薦的遺產專案及其界定，則又必須符合遺產所在國的國家政策。其次，在單一國家的範圍之內，遺產的申報與評選不僅已成為一種地方之間政治資源博奕的一個舞台，同時對遺產項目的選擇與定義也受到國家相關政策的影響與制約。比如，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型中，儀式之於某一個民族、族群顯得特別重要。然而，在某一個特定的民族儀式中，一些被賦予的觀念、形式、符號、犧牲等可能則恰好與其他民族形成價值相悖，甚至產生衝突。也因此，地方政府對遺產專案的文本表述常常內化了國家的各種政策性要求。

摘錄自趙玉中〈非物質文化遺産、國家與地方社會—以雲南大理白族「繞三靈」的申遺過程為例〉

我們還是要問一個問題：這些是誰的傳統？當一件事物變成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後，會變成是誰的遺產？硬體及遺產的傳承，只強調外形及標準化的程序，但卻忽略了最關鍵的問題—誰願意去組織維持活動？誰願意去參與？所以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過程中，我們要解決的不單是項目存在與否的問題，而是如何讓社區成員繼續參與，維持活動。最根本是維持「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社區及群體還是否能夠繼續存在的問題。

摘錄自廖迪生〈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産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