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動 social mobility
社會流動是指個人或群體在不同社會分層之間的層級流動,大致可分為同代流動和跨代流動,而同代流動又可分成橫向及縱向流動。一般而言,社會流動的程度可透過收入、教育及職業的變動量度得出。
社會流動是締造社會和諧的要素,有助社會的穩定和持續發展。假若社會流動性減少,或會影響部分人對平等機會,以至社會整體公平與否的觀感。
社會分層
與社會流動有着密切的關係,根據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三位一體」理論,社會分層泛指不同社會成員被財富(經濟標準)、權力(政治標準)及聲望(社會標準)三重標準所劃分,處於高低不同的層級。 而社會流動則是指個人或群體在不同層級之間的流動。一般來說,每個人都希望向上流動,以獲取更多財富、更崇高的聲譽和社會地位。然而,社會流動的方向及程度大小,則取決於不同的社會分層系統,能為成員提供多少機會。
社會的分層系統
- 封閉型分層系統︰以先天個人特徵,如家庭、性別、種族,明確劃分不同階層。社會成員難以獲得流動的機會。
- 開放型分層系統︰社會會為個人提供流動的機會,鼓勵社會成員從不同途徑,如教育成就、個人專長等,爭取財富、權力和聲望。成員普遍認同「知識改變命運」,期望透過接受良好及完整的教育而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香港社會流動的情況
社會流動有利於建立更公平開放的社會,締造社會和諧,讓每個人都有爭取成功的機會。香港向來被視為機會處處的城市,提供不少機會讓市民憑藉個人努力,向上流動,屬於相對開放型分層系統。
在香港,普遍以教育流動、收入流動及職業流動作為量度社會流動的指標。
- 教育流動
量度整體人口教育提升的程度。在本港政府的積極推動下,學位教育於1990 年代急速發展,更於2000年代大幅增加副學士學位,大幅提升青年的教育程度。在2006年,27.5萬名青年(佔青年人口的31.3%)曾受專上教育,至2019年的40.2萬 人(佔青年人口的58.7%)。
- 收入流動
量度個別人士於收入階梯的轉變,而流動的快慢一般取決於經濟增長的速度。有調查指出,不同世代的大學畢業生在初入職收入有所下降。例如1968 至 1972 年出生的大學畢業生初入職月入有15,929 元,1973 至 1977 年出生的有15,457 元,1978 至 1982 年出生的跌至 13,743 元。其後1983 至 1987 年出生的大學畢業生初入職月薪回升至 14,138 元,1988 至 1992 年出生的一代又跌回 13,100 元;縱使1993 至 1997 年出生的一代大學畢業生初入職月薪雖然重新升至 14,395 元,但仍較1968 至 1972 年出生人士為低。
*數字經通脹調整
- 職業流動
用以反映個人社會經濟地位。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從事三類較高技術職業(即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以及輔助專業人員)的比例由2006年的33.1%升至2011年的36.2%,到了2016年微升至37.6%。反映多年來市場上此類較高技術職業的工作機會持續增加,有利港人職業流動。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新論壇 新青年論壇《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2018年)
提高個人收入及職業流動性策略
近年社會上出現一些聲音,認為儘管香港青年教育程度上升,但在經濟增長放緩、學歷貶值,高端職業僧多粥少的背景下,年輕一代的收入上游能力放緩。各界憂慮社會向上流動性減弱,對社會和諧穩定和持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立法會曾就香港社會流動情況發表報告,並提出透過以下策略,創造更多較高薪酬及較高技術階層的就業機會,從而提高收入及職業流動性。
上載日期:2020年5月15日
內地社會流動模式的變遷
自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實現經濟體制改革,加上社會空間日見寬鬆,令民眾的社會流動機會增多。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社會流動模式,出現了以下轉變:
- 社會分層標準多元化︰職業、收入(資本/財富)、教育、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要素在劃分社會成員階層中的功能開始恢復,並發揮着愈來愈突出的作用。
- 社會流動空間不斷擴大︰由工業化帶動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為包括城市居民在內的全部勞動者提供了向上流動的空間。
- 社會流動渠道不斷增加,出現新社會階層︰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社會階層,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組成,集中分佈在新經濟領域及新產業當中。
- 社會流動率不斷提高,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是主流︰工業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大眾化帶來了產業結構和職業結構的升級,增加民眾於社會向上流動機會,這也是所有工業化國家社會流動的普遍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