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倡議,帶來甚麼機遇及挑戰?
打造大灣區成國家經濟 開放發展龍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認為,香港在金融、經貿、專業服務等方面擁有獨特優勢,尤要珍視和善用。他指出,香港應積極主動配合國家發展,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實現張德江委員長所言「國家發展始終需要香港,也必將不斷地成就香港」的期望。粵港澳大灣區潛力非凡,大灣區發展與過去粵港合作的分別,主要在於大灣區是考慮整個區域的發展,故區域內部的優勢互補至為重要,務求達到錯位發展的效果。然而,大灣區包括兩種制度及三個不同的關稅區,制度設計上難免存在障礙,情況比世界其他灣區複雜,故此局方首務是推動達成區內的互聯互通。
摘錄自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8年3月
突破保護主義成互聯互補關鍵
大灣區的一個重要目標在於,建立一個區內城市相互合作的地區,並發揮更好的協調。根據2017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以及香港總商會聯合委託的 YouGov 調查顯示,在共 614 位企業管理層中,59%認為大灣區城市具有互補性。另一方面,64%的受訪者表示,大灣區城市的經濟角色存在相當程度的重疊。這一點也反映了過去幾十年來,大灣區內的許多城市常常在同一行業中進行競爭,缺乏區域協調與合作。超過五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城市之間的角色分工明顯或有些缺位。
受訪的企業管理層普遍認為阻礙大灣區發展的挑戰有三,一是保護主義抬頭,其次是地方政府之間和內部的溝通斷層。要讓大灣區充分發揮出潛力,就要克服這些挑戰。而受訪者反映的第三大擔憂,就是怕該發展過度依賴政府的預見和規劃能力。
摘錄及改寫自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和香港總商會報告《大灣區規劃—驅動成功的關鍵》2017年9月
大灣區要建設一流國際金融樞紐
廣東省金融專家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雲賢在論壇上指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無論是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物流快遞體系,還是建設科技創新中心,都離不開金融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要建立世界一流國際金融樞紐,需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積極發展科技金融、培育壯大航運保險、努力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大力發展灣區資本市場、推進灣區金融平台建設,以及積極開展金融科技創新等。
「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的實施和金融業進入全面對外開放的新時期,將會給金融業發展帶來巨大機遇。而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的難點,關鍵在於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包括金融資源。」廣州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王建業認為,廣東金融應該儘快擴大互聯互通,儘快與國際市場和國際標準接軌。同時也要吸取世界級三大灣區發展的教訓,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摘錄自新華網2018年6月24日
香港在大灣區融合的挑戰
雖然大灣區建設帶來許多機遇,但在推進的過程面對不少挑戰。大灣區內有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和珠海五個機場,香港、廣州和深圳亦各自擁有其國際港口群,彼此間如何協調,形成合理錯位發展和互補合作,從而加強大灣區整體的競爭力,有賴各參與城市溝通合作。
此外,世界其他主要灣區經濟都有「單核」的特徵,例如紐約灣區以紐約市為中心,東京灣區則以東京都為中心,至於三藩市灣區則主要以三藩市為中心,以聖荷西市為次中心。但是大灣區內則有廣州、深圳及香港三個主要城市,各自在人口、經濟規模方面相若,如何整合各市在大灣區內協同發展避免「龍頭之爭」,將是重要課題。
摘錄自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機遇與挑戰》2018 年 2 月 23 日
粵港澳大灣區有效促進兩地融合?
大灣區建設為青年帶來無限機遇
為便利有意到內地發展的香港專才,內地與香港一直致力在CEPA(《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框架下促進本港專業服務進入內地市場。合資格的香港居民或相關專業人士可以通過CEPA參加內地40多項專業及技術人員資格考試,以獲取有關資格證書,例如:建築、工程、法律、會計、醫療、旅遊等。另一方面,香港專業團體和內地有關規管機構已就多個專業資格達成互認協議或安排,包括證券及期貨、會計、房地產及建築領域下的產業測量師及工料測量師。
便利港人在內地就業、生活和學習的措施方面,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陳帥夫表示,政府會繼續工作,促進大灣區內的人流,吸引香港的專才到大灣區創業和就業。就此,廣東省政府會盡快在大灣區落實國務院港澳辦於去年公布的兩批便利措施,涵蓋教育、就業、創業和日常生活等範疇,讓在內地港人在相關領域享有內地居民的同等待遇。
摘錄及改寫自政府新聞網,2018年5月31日
戴慶成:融和還是封閉?
泛民主派對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持冷淡甚至是抗拒的態度。不少人指出,近年香港與內地融合問題多多,以致香港本土意識抬頭。如今中央政府又推出一個兩地融合的規劃,難免令人擔心內地會進一步侵蝕香港。過去幾年,香港與內地融合更是不斷加快和深化。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引起了愈來愈多港人不滿和抵觸。
港人對香港與內地融合的不滿,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過去十多年,香港基層民眾普遍沒有感受到兩地融合所帶來的好處,反而成為了受害的一群,加劇了社會貧富懸殊問題。二是香港與內地融合逐漸侵蝕了「一國兩制」界線,漸漸由以往的「河水不犯井水」演變為「河水快淹沒井水」,自由行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自從2009年內地實施自由行「一簽多行」,內地居民赴港更方便,大批水貨客南下搶購奶粉,導致香港家庭買不到奶粉,市民生活深受影響,時因小事和內地人發生衝突。
由香港與內地融合而衍生出來的上述一系列問題,也正是全球各地在過去多年推行全球化所面臨的困境。當全球各地都在反思全球化的弊端、探討在全球化下如何促使社會更加公平之際,中央政府在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的同時,或許也應該深思如何在尊重香港與內地兩地各自特色的基礎上,有序而不是急速地加快中港(兩地)融合的步伐。
摘錄及改寫自思考香港,2017年5月4日
港人北上內地養老正在破題
為了便利部分長者選擇到內地養老,特區政府在2013年推出「長者津貼廣東計劃」,讓65歲或以上、選擇移居廣東的合資格長者,無須每年回港居住60天以上,也可領取高齡津貼,現在惠及約16,000名長者。參考「廣東計劃」的成功經驗,特區政府在今年4月1日推出了「福建計劃」,讓選擇移居福建的合資格長者能同樣受惠於高齡津貼。
北上安老,最大的難題是醫療。香港伸手助人協會總幹事陸寶珠稱,在醫療信息互通方面,跨境溝通還不夠完善。「我們要知道安老長者的病歷紀錄,吃甚麼藥物。香港現推出醫健通,公私營的醫護機構都可以獲取病人健康資料,但這些信息未開通到內地,網絡系統連接不通。」
大灣區在醫療養老方面的巨大機遇和市場,吸引着資金和人才湧入。南豐集團行政總裁梁錦松今年年初表示,他正在廣東惠州尋找機會,打造醫療養老園區。建議政策進一步放開,允許內地、港澳和國際醫生在大灣區內執業,鼓勵內地醫療數據和香港醫管局的數據對接,香港特區政府提供的醫療補貼可以在內地醫院使用等,這些訊號對紓緩香港的養老壓力、激活大灣區醫療養老產業,都是積極向好的。
摘錄自中聯辦網頁2018年5月14日
國家為甚麼要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戰略?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認為,不得不承認香港在中國和珠三角的經濟地位已相對下降。香港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從九十年代中最高時的將近 25%下降到 2015 年的 2.7%。香港的經濟結構和就業市場之間的矛盾有三大特徵:一是以金融和專業服務為主的生產服務業,受惠於中國內地經濟發展,但其創造的本地就業機會有限。二是集中大量中低收入就業人口的本地消費服務業,亦大大受惠於內地旅客自由行,本港失業率保持甚低水平,但打工者收入增長緩慢。三是伴隨着香港高等教育的擴張,政府積極鼓勵自資學位與副學士學位,使超過70% 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由於香港高端就業崗位少,而低端就業崗位多,進入就業市場的年輕人,發現自己的就業期望值與就業市場的實際需求產生結構性矛盾。從而出現了「有人沒工做,有工沒人做」的現象。
2004 至 2013 這十年間隨着自由行開放等因素影響,香港零售業總額累計增長接近 200%。與此同時,零售樓面存量十年增長則僅有 16.9%。香港土地供應跟不上兩地融合所產生的需求,導致所謂的兩地矛盾從中滋生。經濟大幅增長的紅利往往難以被普通民眾所認識,但高企的樓價則成為制約香港人置業、生活的巨大障礙,令社會矛盾更趨激烈。
摘錄自《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策略與香港未來》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