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評社會矛盾與和諧社會
前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教授
莫里斯． 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最不幸的社會結果，是極端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現象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的社會，轉變成一個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最明顯的社會，其兩極分化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作為亞洲資本主義榜樣的台灣地區和韓國。毛時代留下來的不平等—城鄉差別、沿海與內地的差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差別—在改革時期進一步加深。但是，更有深遠影響的，是在同一地方、同一地區內部出現巨大的社會經濟差別，這種差別是國家推動的市場關係迅速導致社會階級分化的反映。
摘錄自莫里斯．邁斯纳《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
鄒至莊
(Gregory C Chow)
自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有上升的趨勢，但差距的增幅於九十年代中期已減慢下來。這個說法是建基於31個省及直轄市在一段時間內的人均消費數字的分析……關於中國在不同省份中出現消費或收入差距的問題，須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即使最貧窮的多個省份，人們生活水平亦獲得顯著改善。貴州省在1981至1998年間經濟增長最慢，但期間人均消費每年仍遞增3.6%，這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已是一項很好的記錄。因此，中國貧窮地區亦受惠於經濟改革，雖然他們比起沿海地區增長較慢。
摘錄自鄒至莊《認識中國》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榮休教授
王紹光
在過去30年，中國政府已將貧困標準從100元提高到1,196元。即便如此，農村貧困發生率也從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8年的4.2%。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計算，則中國的扶貧成就更為顯著。從1981年到2004年，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從6.52億降至1.35億，5億人擺脫了貧困。而在同一時期，全球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倒增加了。難怪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讚嘆道：「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裡使得如此多的人擺脫了貧困，對於全人類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
摘錄自王紹光《中國．政道》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科學院榮休教授
傅高義
(Ezra. F. Vogel)
在1980年代末，隨着市場作用的擴大，高收入人群能夠購買良好的醫療服務並自己解決福利問題，但是廣大群眾仍得不到多少醫療和其他福利。
鄧小平的接班人所面對的問題是，缺少這些福利的人怨聲四起。因人口流動的增加所需要的保障措施，是單個的工作單位無法提供的，政府預算和合格醫務人員的數量仍不足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隨着農村公社的取消，農村不再存在能夠及時提供急需和基本公共醫療服務的單位。隨着住房的私有化和國企在開放的市場競爭中所面對的壓力，連大的工作單位也不再能提供足夠的福利。因此中國領導人面對的挑戰是，增加合格的專業醫療人員的數量，更新設備，建立能夠為包括邊遠地區的窮人在內的全體國民提供醫療和社會保障的體系—所有這一切都受到國家預算的結束。達到這個目標可能需要幾十年時間，因此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如何以使人覺得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現有的資源和設施。
摘錄自傅高義《鄧小平時代》
中國當代作家
余華
三十多年前的中國，對於城鎮居民來說，沒有明顯的社會差距，可是我們每天都在講差距，用一種空洞的方式講述著空洞的差距。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這樣的差距是與雷鋒這些先進人物相對照……三十多年後，我們仍然喋喋不休地說着差距，當然已經不再是空洞的思想差距，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差距了。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發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巨大的社會必然帶来過激的群體性事件和個體行為……當「差距」一詞從狹義走向廣義，從空洞變成真實之後，也表達了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廣泛和社會矛盾的激化。
摘錄自余華《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王紹光
如果有人在2000年前後說中國是低福利國家，那是有依據的。但如果今天仍有人一口咬定中國是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負福利，那就是無的放矢了。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出現了一次新躍進：社會的保護力度大大增強。這個新躍進已靜悄悄給中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方面，它阻止了不平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它為降低人類不安全創造了有利條件。
摘錄自王紹光《中國．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