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陳錫文
中國要解決的是三農問題,不僅僅要解決農業的問題,要解決的是要解決數量如此龐大的農民福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業現代化雖然一定要逐步減少在這個產業中就業中的人口,但是如果這部分被減少的農業人口進不到城市的非農業中,那麼農民的就業問題就會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全民建成小康、基本現代化、現代化強國,可能都是不夠格的。
摘錄自陳錫文〈鄉村振興開啟三農現代化路徑〉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王紹光
在2007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要求,年內在全國範圍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納入保障範圍,重點保障病殘、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難的農村居民,並確保在年內將最低生活保障金發放到戶。這意味着,農民村落內部的互助共濟體制向國家財政供養體制過渡,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劃時代的轉變。
摘錄自王紹光《中國.治道》

中國經濟學家、資深農村問題專家
杜潤生
產生三農問題的原因很多。農民獨立發展的機會還不充分,他們還缺乏充分的市場自由和遷移就業自由,經營的自主權是殘缺的。我們正在一步一步地深化改革,希望能盡早走出過渡階段。農民有了經營土地的自主權,加上市場交易自由,再進一步就是要在政治上充分享受應有的民主權利。
這首先體現在進一步擴大村民自治,鄉鎮幹部通過直接民主選舉産生,其次農民還應該有自己的團體。如果地方政府亂收費,或者有其他侵犯農民的行為,農民應具有談判和自我保護的組織,有自己的代表或代理人。
現在中央高度關心減輕農民負擔,新聞界也在替農民說話,但是農民沒有自己的代表與政府直接對話。
長期以來,我們的戶籍制度限制農民勞動,但不讓農民勞動是不可能的。現在農村有兩億多剩餘勞動力,需要轉移到城市,一方面在城市就業,變成城市居民;另一方面,農村人口減少了,每戶的土地經營規模就會擴大到幾十、幾百畝,勞動生産率就會提高,科技含量就會逐步增加。總之,農民有了經濟上的自主權,政治上也應有相應的民主權利,要摒棄一切歧視農民的做法,使農民變成有完整權利的公民。
摘錄自杜潤生〈給農民國民待遇不是哪麼可怕〉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鄭永年
農村本身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農村本身不足以實現現代化,這在哪一個國家都一樣,發達國家也如此。農村的發展需要政府的幫助,但僅僅是政府的投入很難可持續。在世界範圍內,農村的現代化取決於:第一,城市化能夠吸納消化大部分農民;第二,城市居民倒流農村,實現城鄉之間的雙向互動。這兩者都需要土地制度的變革。在中國,如果不變革目前的土地制度,這兩種變化就不可能。
摘錄自鄭永年〈農村的集體組織還存在嗎?〉

中國人民大學長江大學講座教授
黃宗智
針對三農問題,國家領導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設想,包括要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的意圖。這是出於社會公正以及扶持弱勢群體的良好動機的規劃。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農村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已經得到初步的改善,包括減免税費和改善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和醫藥衞生) 。這些顯然是必要的,兼且是有可能引發更基本性的基層政權運作改革的措施。
摘錄自黃宗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